致公堂的初期槟城活动

致公堂的初期槟城活动

到了致公堂的第五代传人温宗锦，为了社团注册问题，将致公堂分作两个公开注册活动机构。一为振汉社，设在汕头街八十号。社员多属致公堂的功夫教头，其最著名的社员有胡捷发伯珠乔梓。黄李标、郭心田，林西园、杨少芬、高梦云、黄石安等均以名拳师见称于时。当年孙中山先生来槟宣传推倒满清皇朝，在汕头街作街头演讲，便是在振汉社对邻的旷，即现在的新亚旅社所在。致公堂就尽了保护之责，其中社员胡伯珠其人又忝属政府的便衣警长，实在方便不少。振汉社外表与普通社团无异，内则供奉关帝偶像，上悬致公堂匾额。社员全部为客属人士，其中惠州人占多数。刘金文泰任坡督时，该社始自行结束。一由致公堂蜕化的注册社团为联胜堂。堂友多属石业建筑工友，都是温宗锦薛泅等的工人，因此又称“石行”。
堂内除堂友的神主碑位之外，便供奉关帝，致公堂的匾额悬在关帝神龛上面。振汉社与联胜堂石行在表面上是两个社团，其实内部却是一体的，依照当年一般人的看法，振汉社是致公堂的文派，联胜堂却是致公堂的武帮。致公堂脱离了惠州公司之后，时间正是1913年，着手重建工作，将面对社尾巴刹的一段馆址建成两间屋业，将会馆的大门改建在咸鱼埕，成了今日的风貌，新会馆于1927年落成，从此与致公堂完全脱离了关系，甚至后来致公堂的“元帅”陈炯明于1933年9月去世也毫无表示，既不悬挂孙中山先生遗像，也不悬挂陈炯明的遗像，只挂了不少当年捐款建筑馆舍的热心人士的玉照，在惠州会馆建新会所时，曾将首创人李亚兴骸骨，改以“金瓮”检拾金另葬，开棺时，只见骸骨均化成白灰，尚不足八两重，只将之另行改葬，在原地改为“惠州十属总墓”佳城一座，占地甚大，可以想象当年致公堂声势和气之大。
槟城之有致公堂，当年十九世纪初期，原由三合会或所谓三点会分支出的党会，堂友不多，只有二百余人，初时都是客籍人，客籍人当中则以惠州人所占的比率最大，嘉应州人并不多，而职业则操石业建筑为主，槟城的极乐寺，武加角的灯塔，千二层的登山石级，宝屿仙岩的登山石级和升旗山的登山石级，甚至花岗石板马路都是他们的力作，他们起初的发祥地集在社尾惠州公司，后来因为份子复杂，客家人的籍贯有异，而且当时羽毛己丰，经济条件也可以立业置产才另起炉灶，最初在有客家街之名的莲花河设立堂址，当年殖民地政府颁布社团注册条例时，致公堂便一分为二，成了两个注册社团，一个以职业为主的石行，一个以俱乐部性质不拘社员的职业的振汉社，石行又称联胜堂，初在莲花河致公堂原址，后还往庇能律八十八号自置堂址，振汉社则设在汕头街八十号，现在亚洲旅社对面的屋宇。未建筑时，尚是一片空地，晚间聚集不少小贩，卖解人及讲古摊，是平民消遣的去处。当年孙中山先生在汕头街作街头宣传推倒满清皇朝革命，常遭保皇会捣乱，得致公堂为之解围，到振汉社歇息，也就是在这个地方。

支援孙中山革命

振汉社的重要职员，计有温宗锦、胡捷发、黄石安。胡伯珠、杨少芬。萧苹洲、黄李标、胡西园、郑心田、薛泅泗、熊玉珊。李慕参。温火兰等人，这些人都是致公堂的“大佬”级人物，也是联胜堂的重要职员；同时也是孙中山先生推倒满清革命运动的支持人物，但是，致公堂并不像三藩市那么富裕，那么容易集腋成裘，堂友当中“大佬”级人物，算是资力雄厚的如温宗锦其人，本是一个商人，经营的业务很杂，除石业建筑工程外，却经营了五家粮食铺，一家茶楼，还有一个经常演出的粤剧戏班，他的总店设在当年槟城市中心的大门楼，猪肉街口，现己拆建为鸿宾大旅社，他的铺子是二开间的“广裕和”，人来人往，都是挂单的客家人，一日三餐，每餐总是开四张大圆桌，周围坐得满满的，可以说是“座上客常满，杯中酒不空”，温生才从霹雳拿乞锡矿场失业来槟，一直就在这里吃闲饭，就是后来在吉宁庙对面协利隆机器厂找到工作，也还是以自家人身份到“广裕和”吃三餐。直到他回广州去，在东郊场干暗杀看演习飞机的满洲大员孚琦将军，勾当的盘川，还是温宗锦给他打点才能成行。后来成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罗仲霍和饶芙裳、陈克刚辈，当年在崇华学堂执教，虽然住宿在校舍的平章公馆楼上，但因为况有开膳，一日三餐便长期在广裕和吃用，他为了“敬重斯文”，却坚不肯接受他们的膳费，不过他后来却得到了他们不少的墨宝和书札，可惜这些文物，都在日军南侵时毁于兵灾，殊为可惜。